其次是回应机制。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、专业的服务环境等。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，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，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，一次性问询，避免二次伤害。再次，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，也有专业人员、资金保障。

林绍纲来时，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，寒暄几句，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，头疼，离不开安眠药。听汇报时，他有时走神，眼睛发直，边点头边嗯嗯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。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，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，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，很难辨认。每次看他的批阅，林绍纲都有点头疼。

《成都疫情溯源：一起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土疫情》从2016年1月16日收到起诉状，至2017年6月16日拿到一审判决书，再到近日拿到佛山中院二审判决书，整整23个月里，对黄健国和李凤都是一种煎熬。“万一法院全部支持对方的请求，1300万元，我们这辈子也就完了。”